映象新闻

发展中小国只能被动适应或寄希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进，但中国则有可能通过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交易中的计价、结算、支付与投资，减少美元等外币的使用，一劳永逸地摆脱大部分汇率波动风险和美元危机的可能伤害，赢得国际竞争的货币优势。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中间的原因很多，故事也不少，我们就集中在明治维新的金融故事上。明治政府这一金融创新的另一个好处在于，通过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使武士阶层成为经济改革的支持者，让他们与整个体制改革形成所谓的共融利益。

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如下。尽管武士与贵族掌握的银行股份不断被转手到其他人手中，到1882年，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银行股份的3/4。世袭享有家禄的武士阶层，不仅是当时体制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武士手中还掌握着军事与政治资源，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内战。但是，武士阶层享有的家禄经济特权给明治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但是，1850年以前，日本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封建等级制，那时的日本，比起泱泱大国——大清帝国来说，只是一个弹丸小国。

通过上述故事，你可以看到，体制变革往往会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武士阶层在日本很庞大，在德川幕府时期，武士阶层占当时日本人口的6%-10%，到明治初期，武士仍占日本总人口的6%。在笔者看来，文中提到的诸多中国创新的货币政策实践操作，或许与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联系紧密，具体包括： 一是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

前者只是从经济理论上提供金融风险的判断依据，而后者则往往在看空的同时又采取做空策略，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为直接。同时，中国央行强调，即使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有管理的可兑换，特别是对反恐、反洗钱、反避税天堂等方面，是拥有严格监控的。二是会议罕见地将维护金融安全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凸显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视和自上而下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IMF在最新4月19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中提到中国信贷快速增长使得金融稳定风险不断增加。

此外，金融危机以来的经验又显示三元悖论逐步向二元悖论转化，即不论采用何种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都不可兼得。其实，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避免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中国的宏观金融管理是有独特的地方。

进入专题： 金融安全 。外部方面出口一转去年的颓势，出现了大幅增长。但结合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央行创新使用了SLF、MLF、PLS等流动性工具，一方面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利率走廊（SLF为利率走廊上限）与中期指引（MLF是主要的中期政策利率）的尝试作为过渡，同时培育国债市场等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引导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型。不可能三角理论讲述的是一国央行不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

同时，考虑今年以来的经济内外部环境有所转好，内部一季度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实现了开门红，稳增长压力减小。综上表明，中国在金融实践操作方面确实有不同于传统理论之处，甚至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中国实践的创新操作很多情况下是领先理论发展的，这使得中国的政策往往灵活性更强，或许也可以为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提供一个解释。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有哪些？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企业杠杆率大幅攀升，影子银行规模过于庞大，信贷资金大多进入房地产与收益较低、期限较长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资产价格超出合理水平，僵尸企业、预算软约束企业扭曲银行的定价机制，民间集资与P2P等游离于监管之外，汇率政策缺乏灵活性等等都是中国金融系统潜在的风险点。此外，央行表示可以对短期资本流动和外债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甚至在应急情况下临时性外汇管制措施，这些也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盛行的华盛顿共识有很大的出入。

在笔者看来，本次政治局会议有两点不寻常之处：一是这是十八大以来，政治局首次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主题进行集体学习，出席人员规格之高，涉及部门范围之广超出以往金融专题会议。以史为鉴，BIS提出一旦一国缺口指标超过10%，随后三年，该国有2/3的概率发生严重的银行业紧张情况，并预测中国会在三年内发生银行业危机。

笔者曾经在欧洲央行工作，当时时任欧央行行长的特里谢便从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央行及行长周小川的赞美之词。三是创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中国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存在着严重错配，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处于较高水平。这也说明，理论总是不断完善的，实践的发展往往领先于理论，一味默守书本理论，有时并不明智。二是并未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而根据以往经验，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在操作中的权重也会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有一定的灵活性。而国际清算银行BIS近年来也频频警示中国银行业风险，根据BIS在2015年9月首次提出的以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测量各国债务水平的指标来看，中国在两年前这一缺口指标便已经高达25%，超出2%-10%的正常范围，是全球最高水平。在计划经济初期，中国大多应用数量型工具，而伴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微观主体自主决策能力的增强，数量型直接调控需要向市场化、价格型间接调控转变。

而在去年10月IMF的一篇《Resolving Chinas Corporate Debt Problem》工作论文中，提到中国2009年-2015年间信贷平均增速高达20%，大幅超越名义GDP增速，需要防范西班牙、泰国以及日本这些信贷缺口类似经济体的前车之鉴。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去杠杆与供给侧改革其实迎来了很好的机遇期，如果能够坚持这一基调，即便承受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放缓的阵痛，在可承受范围内，为中国拨出累积多年的高杠杆高负债的毒瘤，有助于为19大后的中国经济更健康的发展奠定基础。

与大多数国家明显先后次序的完成利率、汇率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开放不同，中国央行在上述改革方面提出了协调推进的方式。现在是化解金融风险的良机 更重要的质疑是，虽然中国通过政策创新避免了短期内的危机爆发，但只是将问题推后，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可能会有更大的危机与风险，而这也恰恰是笔者的担忧

一是监管评估渐趋严格。轻型化银行——灵活高效的经营理念。

2016年末，网上银行与网上支付用户已分别突破3.5亿人和4.5亿人。同时，MPA将不断完善，从理论走向实践，广义信贷约束银行资产扩张回归理性。2017年，在境内整体偏紧的流动性环境下，信贷增速将回归平稳，月间波动性有所降低，PPP与产业基金模式预计将成为银行参与基建投资的重要途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显示，对于信息化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管理精细化与客户营销等基于大资料技术的领域最受关注。

其二，信用风险，不良资产生成放缓，处置多管齐下，关注企业盈利状况。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产，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定价机制仍在摸索中。

在整体数量上，依然由中国银行引领整体发展，境外分行占比超过一半。大资管和大投行业务成为重点发展方向。

（完） 文章来源：《中投时报》2017年4月23日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银行业 科技革新 。尽管与外资大行相比仍存差距，不过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正不断加深。

2016年起，全境不良资产生成明显放缓，近期上海（0.68%）、浙江（2.17%）等地不良资产率实现双降，全境不良率1.74%，基本保持稳定。盈利方面，2016年银行业盈利弱复苏，净利润增长3.54%，2017年增速有望继续提升。自2015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增长与利润增长开始脱钩，部分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与总资产的比重不断下降，轻型化转型初现效果，主要表现为：资产更轻，收入更轻。不同类型的银行在境外布局差异较大，五大行境外布局范围更广，股份制商业银行仍在起步，境外机构主要布局为香港及东南亚地区。

交易银行业务日益成为传统商业银行转型、拓展收入渠道与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利率市场化下，银行收入结构在竞争中趋于多元化，净息差持续收窄。

顺应技术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未来走向也逐渐显现，笔者认为会有以下几方面： 智慧化银行——技术领先的业务体系。截至2015年，五大行境外分行的全球布局中，亚欧占比达71.4%，仅亚洲地区分布机构占比就高达44.4%。

2017年，受益于资产重定价因素削弱，营改增影响降低，以及流动性趋紧使市场利率上行，境内银行业的净息差降幅有限，并有望企稳。2017年需持续观察补库存、短周期与企业盈利状况的趋势。